清乾隆年间，徽班进京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，上海英籍华人罗逸卿营建仿京戏园——满庭芳，翌年派人赴津邀京角来沪演出。同治六年，刘维忠建丹桂茶园，聘请北京三庆、四喜等班的一批名角来沪，“沪人初见，趋之若狂”，演出大获成功。之后，续有京角南来，如杨月楼、孙菊仙、谭鑫培等。

　　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《申报》上出现“京剧”称呼，“京剧”遂作为剧种名称流布，“长江数千里，上至武汉，内及苏杭，远去闽粤，甚至湖南之常德郡，亦有京班足迹，佥以上海为根本”（哀梨老人《同光梨园纪略》序）。许多名角从此在上海定居演出。

　　京剧来沪时，上海已是四海通商、八方交流的365体育投注：南方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对外通商口岸。由于京剧倍受广大观众欢迎，徽班、梆子、昆班等剧种的艺人为在演出市场中争一席之地，经常与京剧同台演出。嗣后，甚至有一批徽、昆、梆子著名艺人改唱京剧，形成了京、徽、梆合流，不仅使上海京剧充实了一批享有盛名的演员，而且还丰富了京剧剧目，提高了表演艺术水平，从而为南派（即海派）京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为适应市场要求，京戏班实行戏班、戏园一体和股东制，即前后台统一负责管理。这既促进了演出市场的竞争，也进一步调动了演职人员的积极性。另一方面，随着戏园观剧条件的改善、戏园装饰的典雅，采用当时先进的煤气纱罩灯作为演出照明，使观众有“地火通明如白昼”的惊喜，从而大大拓展了京剧的中、上层观众面，并得到传媒的赞许，京剧成为上海独尊的剧种。广阔市场，促使京津名角纷纷南下。光绪末年，以演京剧为主的茶园已近20家，其中不少是京剧名角经营的。

　　上海作为一座开放的大城市，吸引了众多西洋文艺来沪演出。话剧、歌舞、马戏等西洋文艺把灯光、布景融入舞台后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，对上海京剧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光绪三十四年，夏氏兄弟、潘月樵等在爱国商界支持下，在南市小东门首建新舞台，三年后迁址。新舞台建有可以装置灯箱、布景的设施和转台，并先后延请日本的布景专家和申城美术家张聿光担任布景绘画师，使剧界和观众大开眼界。嗣后，文明大舞台等新式剧场次第建造，上海的舞台建筑发生了历史性转折。与剧目革新相适应，在人物造型方面，对化妆、服装、头饰等也进行革新和改良。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冯子和、周信芳、盖叫天、林树森、欧阳予倩等崭露头角。影响所及，一批南来上海的北方名角也起而投入京剧革新。梅兰芳在1913年、1914年两次来上海演出，回北京后，先后编写了《孽海波澜》《一缕麻》《黛玉葬花》等一批新戏。

　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上海京剧表演流派纷呈。周信芳创始的麒派和盖叫天创始的盖派，形成了海派京剧的两大支柱。郑法祥、张翼鹏的悟空戏，冯子和、贾璧云、毛韵珂、赵君玉、黄玉麟等名旦，冯志奎、刘奎官等名净，周五宝、刘斌昆等名丑，构成了京剧海派艺术的缤纷色彩。

　　（摘自《上海文化艺术志》）